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2月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复活灭绝动物或许很快就将成为现实，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已经在制定计划，鼓励对这项技术的合理使用。
想象一下，当你踏上毛里求斯岛的土地时，渡渡鸟会一摇一摆地向你发出问候；或许，你更喜欢前往西伯利亚荒野，一睹猛犸象的雄伟身姿；要不然，去澳大利亚看看塔斯马尼亚虎，也就是袋狼，或者到新西兰寻找巨大的恐鸟。当然，这样的生态旅行目前都还无法实现，因为所有这些奇特生物都已经灭绝。
或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见到复活的灭绝动物，科学家正在研究使它们重现世间的技术。很自然地，我们会将复活计划与那些最具有魅力的灭绝物种联系起来，谁会想到圣赫勒拿橄榄（学名：Nesiota elliptica）呢？或者巴拿马树蛙（学名：Ecnomiohyla rabborum）？后者的最后一位成员被称为“Toughie”，于2016年9月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植物园去世，宣告了又一种两栖动物的灭绝。
那么，你会如何选择复活哪一种灭绝生物呢？
我们或许应该询问专家，但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人。科技发展还没有先进到能切实可行地复活灭绝物种。就目前而言，围绕在复活话题周围的大部分只是对着水晶球来预测未来。尽管如此，许多专业人士也对这种可能性展开了十分严肃的探讨。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职责是评估每个物种的保育状态，他们很自信地认为，复活技术最终会成为一个很可行的选项。事实上，该组织还在2016年5月发表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对如何管理正在灭绝的物种提出了指导意见。
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的保育和科学主管阿克塞尔（Axel Moehrenschlager），以及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菲尔·塞登（Phil Seddon）参与起草了这份指南。他们都是“再引入”——将（活着的）生物引入它们曾经生活的景观中——领域的专家。毕竟，复活灭绝生物和生物再引入在概念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他们指出，复活灭绝生物的目标不应该是简单地培育出单独个体，供动物园进行展示。相反，复活灭绝生物应当被视为与现有再引入项目类似的过程：目标应该是产生具有遗传多样性、种群可以延续、生活在健全栖息地中的生物。
2013年，一场有关复活灭绝生物的TEDx讨论激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想象，也带来了更多的争论。在那之前，研究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是这一技术能否实现。阿克塞尔说：“但我们（IUCN）要问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以及这对保育工作意味着什么？”
“我们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人们思考可能会遇到的复杂情况，”塞登说道。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并不十分支持复活计划。他们提前起草了这份指南，是为了在复活技术成为保育工作者的工具之后，能有与之配套的行为准则。即使是人们熟悉的物种，再引入原来的栖息地时也有种种不确定性；因此在考虑引入一个已经灭绝成千上万年的物种时，更不能忽略任何可能的风险。
塞登称，将现有物种引入到它们已经消失很久的生境时，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例如，食草动物可以使植被生长得到控制，而顶级掠食者又控制着猎物种群数量的稳定。
“我们仍然秉持着生态系统功能性的观点，但我们也了解，某些物种比其他物种更不显得多余，”塞登说，“复活的灭绝动物可能会填补生态系统中的某些空白，或者发挥同样的功能。”这一概念与生态复位项目十分相似。阿克塞尔描述了在塞舌尔群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中重新引入象龟的过程。这些象龟能发挥关键的食草功能，就像之前存在过的那些象龟物种一样。
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复位和再引入项目普遍遵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指南，以此决定引入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应该去的地方。那么，是否可以利用类似的理论模板，选择一种灭绝物种进行复活呢？
2014年，阿克塞尔和塞登提出了一个包含10个问题的筛选试验，希望找出可能的候选复活物种。这些问题涉及了灭绝的原因、栖息地需求，以及再引入时对环境的冲击和潜在风险。比如，我们是否知道该物种灭绝的原因，以及我们能否列出当前或未来引发其灭绝的因素？如果我们不知道它当初为什么灭绝，那在它复活之后要保护它不再灭绝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对这一物种来说，现在是否还有合适的栖息地，未来这些栖息地是否会一直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保护工作者需要了解候选物种对气候、物理空间和食物等方面的需求。
最后，我们能否预测、缓解并控制复活物种所带来的冲击和潜在风险？再引入的物种可能会消灭生态系统中现有的成员，或者传播能感染牲畜和人类的疾病。它们可能会干扰农业或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诸如此类的场景变成现实，我们处理问题的难度会有多大？
在一个物种被选中进行复活之前，它必须通过所有这些冗长的测试。“如果在测试中失败，你就出局了，”阿克塞尔说，“即使你通过了，你也只是足够进入下一阶段的评估而已。”研究人员对3个候选物种进行了测试，分别是袋狼、白鱀豚和加利福尼亚甜灰蝶。它们的命运会如何呢？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于2006年宣布白鱀豚功能性灭绝（尽管2016年10月有过未经证实的目击记录）。这种淡水鲸类生活在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面临着环境污染、捕猎和栖息地丧失等威胁。有些个体在被渔网缠住之后很快死去。
所有威胁白鱀豚生存的因素依然存在。工业废水继续流入长江，导致栖息地进一步退化。与其他任何物种一样，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的地方让白鱀豚健康生存，那放归它们的努力就是徒劳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栖息地，而且威胁无法消除，那么做这些事情就没有任何意义，”阿克塞尔说，“在复活那些可能没有任何野外存活希望的物种时，需要考虑到伦理、道德、后勤保障和资金投资等问题。”
对于加利福尼亚甜灰蝶和袋狼，情况似乎更乐观一些。最后一只袋狼死于1936年。捕猎、栖息地丧失和缺乏食物是袋狼灭绝的主要原因。这种有袋类动物生活在混合森林、湿地和近海灌木丛中，部分栖息地目前还完整保留着。事实上，它们甚至曾经被保护起来，以确保袋獾有足够的领地——二者具有重叠的栖息地。没有研究表明袋狼携带任何异常疾病，复活它们应该不会遇到多少抗议，除了可能有农民会担心偶尔丢失几只羊的问题。
加利福尼亚甜灰蝶曾经生活在旧金山地区，其栖息地随着城市的扩张而不断缩小，并最终在1941年宣布灭绝。不过，目前金门公园中还保留着一些合适的栖息地，生长着它们所青睐的树木。另一方面，这种蝴蝶引发有害事件的可能性很低，而且成年蝴蝶往往成群飞舞，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容易进行采集。
不过，如果加利福尼亚甜灰蝶成为复活计划的第一个候选物种，能否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呢？猛犸象或剑齿虎等标志性物种或许才会让公众更加兴奋。
考虑到猛犸象曾经在西伯利亚大草原生态系统中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它们或许是复活计划的不错候选。剑齿虎则是顶级的掠食者，其最大的化石遗骸发现于洛杉矶汉考克公园附近的拉布雷亚沥青坑。无论是剑齿虎还是洛杉矶市民，可能都不会赞同这样的再引入计划。
负罪感也经常激发人们想复活某些特定动物的欲望。人类的捕猎导致新西兰的恐鸟销声匿迹，也使曾经遮天蔽日的旅鸽走向灭绝。渡渡鸟的灭绝可能主要是因为船上的老鼠登上了毛里求斯岛。复活这些物种可能会让我们良心上感觉好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应该把这种技术用在那些灭绝边缘或刚刚灭绝的物种身上，”塞登说，“我们对它们的栖息地有很多了解，我们拥有合适的遗传材料，并且知道如何在圈养条件下培育它们。”对某个物种的了解越多，我们就越有把握制造一个可持续的、高遗传多样性的种群，并使其在自然条件下存续很久。
那么，灭绝动物的复活在技术上还有多久才能实现？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事实上，已经有科学家在尝试物种的复活了。2000年，科学家克隆出一只西班牙羱羊，利用的是从最后一只存活个体上采集的细胞样品。不过，这一推迟该物种灭绝的早期尝试并不成功：克隆西班牙羱羊在出生之后仅7分钟时就死于肺部缺陷。
此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因素：真正的灭绝动物复活是不可能的。科学家目前尝试的方法中，没有一种能带来与灭绝物种完全一致的复制品。即使最先进的技术，也只能给我们一个替代品。
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为“选择性回交”（selective back-breeding），利用与已灭绝物种关系较近的物种作为实验对象。科学家选择那些在特征上类似灭绝物种的个体，对其进行选择性培育。在培育出来的后代中，再选择更加接近灭绝物种特征的个体，继续进行培育。最终，我们就能获得在形态特征上与已灭绝物种非常相似的种群——尽管二者在基因水平上并不相同。
其他方法还包括从灭绝物种遗骸中提取遗传材料，然后注入到现有近亲物种的卵细胞中，然后为这枚卵找一位合适的代孕母亲。此外还有“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又称克隆。这一技术只适用于灭绝不久、能够保存下组织样品的物种。当然，克隆技术也可以用在健康种群中，比如多利羊。
如果物种灭绝时没有保留下足够的组织样品，那科学家就需要借助基因组工程技术来进行复活。脱氧核糖核酸（DNA）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分解，越古老的生物样品，所包含的DNA碎片就越多。这就像一个有着几千块纸板组成的巨大拼图。令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常常会有一些纸板是缺失的。要填补这些空白，就需要从关系较近的物种身上获得部分基因组。
克隆和遗传工程的最终成果，都是一个需要通过代孕来发育的胚胎。科学家需要在与灭绝物种关系较近的物种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代孕母亲，而胚胎的发育过程也会受到这个母亲的影响。代孕母亲子宫内的激素和生长因子会影响胚胎的发育，某些基因的开启和关闭模式也可能与胚胎原先所属的物种不同。因此，举例来说，一只由大象代孕并生出来的猛犸象其实并不能等同于冰河世纪中的那些庞然大物。
而且，当“复活”的猛犸象出生后，它将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类或大象的抚养下，它将如何成长为一只猛犸象？作为替代品，它或许在基因上甚至行为上很接近已灭绝的同类，但永远不是真正的猛犸象。换句话说，复活灭绝动物实际上无法补偿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伤害。
一些科学家担心这个重要的观点被人忽视。他们认为，对复活灭绝动物的热衷甚至可能会伤害现实中的保育工作，因为这会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认为物种的灭绝不是永远的。尽管有这些担心，但阿克塞尔依然认为，如果技术出现的话，我们就应该使用。“我们永远不应该盲目地守着最熟悉和最舒适的东西，”他说，“事实在于，地球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我们需要使用一切办法。”
当然，可以确定的是，复活灭绝动物无法取代传统的保育行动。“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是巨大的，”阿克塞尔说，“灭绝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就算复活灭绝物种的理论可能性再高，复活的速度也无法追上灭绝的速度。”在我们成功复活一个物种的同时，可能就有一千个物种灭绝。对目前的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现有的一切，尤其是那些处于危急状况中的物种。（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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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2月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复活灭绝动物或许很快就将成为现实，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已经在制定计划，鼓励对这项技术的合理使用。
想象一下，当你踏上毛里求斯岛的土地时，渡渡鸟会一摇一摆地向你发出问候；或许，你更喜欢前往西伯利亚荒野，一睹猛犸象的雄伟身姿；要不然，去澳大利亚看看塔斯马尼亚虎，也就是袋狼，或者到新西兰寻找巨大的恐鸟。当然，这样的生态旅行目前都还无法实现，因为所有这些奇特生物都已经灭绝。
或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见到复活的灭绝动物，科学家正在研究使它们重现世间的技术。很自然地，我们会将复活计划与那些最具有魅力的灭绝物种联系起来，谁会想到圣赫勒拿橄榄（学名：Nesiota elliptica）呢？或者巴拿马树蛙（学名：Ecnomiohyla rabborum）？后者的最后一位成员被称为“Toughie”，于2016年9月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植物园去世，宣告了又一种两栖动物的灭绝。
那么，你会如何选择复活哪一种灭绝生物呢？
我们或许应该询问专家，但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人。科技发展还没有先进到能切实可行地复活灭绝物种。就目前而言，围绕在复活话题周围的大部分只是对着水晶球来预测未来。尽管如此，许多专业人士也对这种可能性展开了十分严肃的探讨。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职责是评估每个物种的保育状态，他们很自信地认为，复活技术最终会成为一个很可行的选项。事实上，该组织还在2016年5月发表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对如何管理正在灭绝的物种提出了指导意见。
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的保育和科学主管阿克塞尔（Axel Moehrenschlager），以及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菲尔·塞登（Phil Seddon）参与起草了这份指南。他们都是“再引入”——将（活着的）生物引入它们曾经生活的景观中——领域的专家。毕竟，复活灭绝生物和生物再引入在概念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他们指出，复活灭绝生物的目标不应该是简单地培育出单独个体，供动物园进行展示。相反，复活灭绝生物应当被视为与现有再引入项目类似的过程：目标应该是产生具有遗传多样性、种群可以延续、生活在健全栖息地中的生物。
2013年，一场有关复活灭绝生物的TEDx讨论激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想象，也带来了更多的争论。在那之前，研究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是这一技术能否实现。阿克塞尔说：“但我们（IUCN）要问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以及这对保育工作意味着什么？”
“我们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人们思考可能会遇到的复杂情况，”塞登说道。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并不十分支持复活计划。他们提前起草了这份指南，是为了在复活技术成为保育工作者的工具之后，能有与之配套的行为准则。即使是人们熟悉的物种，再引入原来的栖息地时也有种种不确定性；因此在考虑引入一个已经灭绝成千上万年的物种时，更不能忽略任何可能的风险。
塞登称，将现有物种引入到它们已经消失很久的生境时，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例如，食草动物可以使植被生长得到控制，而顶级掠食者又控制着猎物种群数量的稳定。
“我们仍然秉持着生态系统功能性的观点，但我们也了解，某些物种比其他物种更不显得多余，”塞登说，“复活的灭绝动物可能会填补生态系统中的某些空白，或者发挥同样的功能。”这一概念与生态复位项目十分相似。阿克塞尔描述了在塞舌尔群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中重新引入象龟的过程。这些象龟能发挥关键的食草功能，就像之前存在过的那些象龟物种一样。
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复位和再引入项目普遍遵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指南，以此决定引入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应该去的地方。那么，是否可以利用类似的理论模板，选择一种灭绝物种进行复活呢？
2014年，阿克塞尔和塞登提出了一个包含10个问题的筛选试验，希望找出可能的候选复活物种。这些问题涉及了灭绝的原因、栖息地需求，以及再引入时对环境的冲击和潜在风险。比如，我们是否知道该物种灭绝的原因，以及我们能否列出当前或未来引发其灭绝的因素？如果我们不知道它当初为什么灭绝，那在它复活之后要保护它不再灭绝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对这一物种来说，现在是否还有合适的栖息地，未来这些栖息地是否会一直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保护工作者需要了解候选物种对气候、物理空间和食物等方面的需求。
最后，我们能否预测、缓解并控制复活物种所带来的冲击和潜在风险？再引入的物种可能会消灭生态系统中现有的成员，或者传播能感染牲畜和人类的疾病。它们可能会干扰农业或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诸如此类的场景变成现实，我们处理问题的难度会有多大？
在一个物种被选中进行复活之前，它必须通过所有这些冗长的测试。“如果在测试中失败，你就出局了，”阿克塞尔说，“即使你通过了，你也只是足够进入下一阶段的评估而已。”研究人员对3个候选物种进行了测试，分别是袋狼、白鱀豚和加利福尼亚甜灰蝶。它们的命运会如何呢？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于2006年宣布白鱀豚功能性灭绝（尽管2016年10月有过未经证实的目击记录）。这种淡水鲸类生活在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面临着环境污染、捕猎和栖息地丧失等威胁。有些个体在被渔网缠住之后很快死去。
所有威胁白鱀豚生存的因素依然存在。工业废水继续流入长江，导致栖息地进一步退化。与其他任何物种一样，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的地方让白鱀豚健康生存，那放归它们的努力就是徒劳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栖息地，而且威胁无法消除，那么做这些事情就没有任何意义，”阿克塞尔说，“在复活那些可能没有任何野外存活希望的物种时，需要考虑到伦理、道德、后勤保障和资金投资等问题。”
对于加利福尼亚甜灰蝶和袋狼，情况似乎更乐观一些。最后一只袋狼死于1936年。捕猎、栖息地丧失和缺乏食物是袋狼灭绝的主要原因。这种有袋类动物生活在混合森林、湿地和近海灌木丛中，部分栖息地目前还完整保留着。事实上，它们甚至曾经被保护起来，以确保袋獾有足够的领地——二者具有重叠的栖息地。没有研究表明袋狼携带任何异常疾病，复活它们应该不会遇到多少抗议，除了可能有农民会担心偶尔丢失几只羊的问题。
加利福尼亚甜灰蝶曾经生活在旧金山地区，其栖息地随着城市的扩张而不断缩小，并最终在1941年宣布灭绝。不过，目前金门公园中还保留着一些合适的栖息地，生长着它们所青睐的树木。另一方面，这种蝴蝶引发有害事件的可能性很低，而且成年蝴蝶往往成群飞舞，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容易进行采集。
不过，如果加利福尼亚甜灰蝶成为复活计划的第一个候选物种，能否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呢？猛犸象或剑齿虎等标志性物种或许才会让公众更加兴奋。
考虑到猛犸象曾经在西伯利亚大草原生态系统中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它们或许是复活计划的不错候选。剑齿虎则是顶级的掠食者，其最大的化石遗骸发现于洛杉矶汉考克公园附近的拉布雷亚沥青坑。无论是剑齿虎还是洛杉矶市民，可能都不会赞同这样的再引入计划。
负罪感也经常激发人们想复活某些特定动物的欲望。人类的捕猎导致新西兰的恐鸟销声匿迹，也使曾经遮天蔽日的旅鸽走向灭绝。渡渡鸟的灭绝可能主要是因为船上的老鼠登上了毛里求斯岛。复活这些物种可能会让我们良心上感觉好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应该把这种技术用在那些灭绝边缘或刚刚灭绝的物种身上，”塞登说，“我们对它们的栖息地有很多了解，我们拥有合适的遗传材料，并且知道如何在圈养条件下培育它们。”对某个物种的了解越多，我们就越有把握制造一个可持续的、高遗传多样性的种群，并使其在自然条件下存续很久。
那么，灭绝动物的复活在技术上还有多久才能实现？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事实上，已经有科学家在尝试物种的复活了。2000年，科学家克隆出一只西班牙羱羊，利用的是从最后一只存活个体上采集的细胞样品。不过，这一推迟该物种灭绝的早期尝试并不成功：克隆西班牙羱羊在出生之后仅7分钟时就死于肺部缺陷。
此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因素：真正的灭绝动物复活是不可能的。科学家目前尝试的方法中，没有一种能带来与灭绝物种完全一致的复制品。即使最先进的技术，也只能给我们一个替代品。
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为“选择性回交”（selective back-breeding），利用与已灭绝物种关系较近的物种作为实验对象。科学家选择那些在特征上类似灭绝物种的个体，对其进行选择性培育。在培育出来的后代中，再选择更加接近灭绝物种特征的个体，继续进行培育。最终，我们就能获得在形态特征上与已灭绝物种非常相似的种群——尽管二者在基因水平上并不相同。
其他方法还包括从灭绝物种遗骸中提取遗传材料，然后注入到现有近亲物种的卵细胞中，然后为这枚卵找一位合适的代孕母亲。此外还有“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又称克隆。这一技术只适用于灭绝不久、能够保存下组织样品的物种。当然，克隆技术也可以用在健康种群中，比如多利羊。
如果物种灭绝时没有保留下足够的组织样品，那科学家就需要借助基因组工程技术来进行复活。脱氧核糖核酸（DNA）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分解，越古老的生物样品，所包含的DNA碎片就越多。这就像一个有着几千块纸板组成的巨大拼图。令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常常会有一些纸板是缺失的。要填补这些空白，就需要从关系较近的物种身上获得部分基因组。
克隆和遗传工程的最终成果，都是一个需要通过代孕来发育的胚胎。科学家需要在与灭绝物种关系较近的物种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代孕母亲，而胚胎的发育过程也会受到这个母亲的影响。代孕母亲子宫内的激素和生长因子会影响胚胎的发育，某些基因的开启和关闭模式也可能与胚胎原先所属的物种不同。因此，举例来说，一只由大象代孕并生出来的猛犸象其实并不能等同于冰河世纪中的那些庞然大物。
而且，当“复活”的猛犸象出生后，它将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类或大象的抚养下，它将如何成长为一只猛犸象？作为替代品，它或许在基因上甚至行为上很接近已灭绝的同类，但永远不是真正的猛犸象。换句话说，复活灭绝动物实际上无法补偿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伤害。
一些科学家担心这个重要的观点被人忽视。他们认为，对复活灭绝动物的热衷甚至可能会伤害现实中的保育工作，因为这会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认为物种的灭绝不是永远的。尽管有这些担心，但阿克塞尔依然认为，如果技术出现的话，我们就应该使用。“我们永远不应该盲目地守着最熟悉和最舒适的东西，”他说，“事实在于，地球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我们需要使用一切办法。”
当然，可以确定的是，复活灭绝动物无法取代传统的保育行动。“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是巨大的，”阿克塞尔说，“灭绝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就算复活灭绝物种的理论可能性再高，复活的速度也无法追上灭绝的速度。”在我们成功复活一个物种的同时，可能就有一千个物种灭绝。对目前的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现有的一切，尤其是那些处于危急状况中的物种。（任天）